【摘要】伏羲是我国古史传说中的文明开创者，其记载最早出现在先秦典籍中，并在后世的推崇下地位不断上升，被纳入“三皇”系统。自古以来，人们对于文明起源的探问一直没有停止过。近代以来，学界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大多停留在五帝时代，未上溯到三皇。而史书记载中有关伏羲氏的历史功绩多达14项，正是这些具有文明起源贡献的文化创制，构成了伏羲文化的丰富内涵，为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奠定了基础。伏羲时代孕育的文明雏形可能是远古人类用于指导生活实践的具体形态，伏羲创世传说的文化影响广泛而深远，以伏羲文化为代表的古史传说研究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的基础，因而探讨伏羲文化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意义非常必要。

【关键词】伏羲文化 中华文明 起源

2024年9月1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省天水市视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伏羲庙时指出：“伏羲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要将这份宝贵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好，让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励后人，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1]习近平总书记对伏羲庙的视察在伏羲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2]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曾说：“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提出，目的是要揭示文献以前的历史。”^[3]韩建业认为：中华文明是以华人或华夏人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或中华民族所创造的高度发达、长期延续的文化实体或者文化圈。^[4]李新伟将中华文明定义为：“中华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具有独特文明基因和发展道路的灿烂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的总和”^[5]。自1899年发现甲骨文以来，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成为学术界历久弥新的课题，关于古史传说的研究也因一些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而日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伏羲是古史传说中的重要人物，是我们共同的祖先，他的伟大智慧和创造是真实存在的，对于伏羲的考证及其伏羲文化的研究多年来也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下面笔者拟通过伏羲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现状、伏羲文化的内涵及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具体体现、伏羲文化对揭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意义三个方面，分析总结伏羲文化丰富内涵中有关早期中华文明起源的印记。

一、伏羲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

关于伏羲及伏羲文化的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其中以闻一多先生撰写的《伏羲考》最为著名，他对典籍中有关伏羲的资料做了勘误校正，并结合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以及人类学理论，讨论了伏羲与女娲的关系、伏羲形象、龙图腾、战争与洪水、汉苗的种族关系、伏羲与葫芦等诸多学术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伏羲及伏羲文化的研究又掀起热潮，不同领域的学者基于自己的研究方向对伏羲传说、伏羲形象、伏羲信仰及民俗、伏羲与上古史等问题展开研究。21世纪以来，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初步完成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顺利开展，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伏羲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也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在传统史学理论系统中，中华文明起源于三皇，形成于五帝，延续到夏商周，有清晰的发展和延续脉络。关于伏羲的研究，一直都是神话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的关注重点。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及对远古各部族研究的进展，学界有关伏羲文化的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论著和文章数量较多，关注点和侧重点都各有不同。经过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探索，二里头文化为晚期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都城遗址的观点已基本成为定论，夏代晚期历史基本成为信史[6]。学界对“五帝时代”的探索也有许多重要成果，比如，徐中舒、范文澜、许顺湛等学者结合部分考古学文化对五帝时代作了推测。但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早仅追溯到黄帝时代，未言及三皇。对此，韩建业在《结合古史传说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一文中提到：“如果我们将距今8000年前后浙江省义乌桥头、河南省舞阳贾湖、甘肃省秦安大地湾等遗址发现的龟卜象数、刻划‘文字’、规矩形骨器、排列整齐的‘族葬’墓地等，与伏羲、女娲创作八卦、观象制历、别婚立制、鼎定人伦等传说对比，就会发现其间颇多吻合之处。‘三皇’的传说也当有真实的历史背景……”。^[6]此外，伏俊琏在《伏羲氏的历史贡献及伏羲文化研究的启示》一文中也指出：“学术界对文明起源标准的讨论存在两个明显不足：一是忽视了中国古典学术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二是考古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大多局限于考古发掘，而考古发掘本身就是对历史上偶然堆积的物质文化的偶然发现。”他还提出：“研究伏羲文化，除了研究相关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文物，钩沉索隐，确立伏羲时代的真实历史存在这一重要课题之外，还要把伏羲文化的形成与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探讨结合起来……。”^[7]

目前，伏羲与中华文明起源关系的研究中以历史学视角进行研究的成果比较丰富，且注重历史考据与史实的梳理。有关伏羲时代虽然还有许多未解决的疑问，但总体而言，种种考古发掘资料表明，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个文明演进的过程，而伏羲时代确实已在各方面显示出人类文明起源的种种迹象，应该是代表了文明初兴过程的社会发展阶段。今后的相关研究还应基于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发现，多学科联合开展伏羲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才有可能得出更可靠的认识。

二、伏羲文化的内涵及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具体体现

伏羲及其部族的发明创造自见诸史籍，经过历代不断地传播与发展，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伏羲文化。伏羲氏族作为早期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代表，其开创性的历史功绩对于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一）伏羲文化的产生及其演变

早在春秋时期，伏羲的有关事迹就于史籍中有征，并在后世典籍中地位不断上升，最终奠定了其“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历史地位。伏羲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不断积累和发展中，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大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文化体系。自先秦以来，由于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明初创的贡献，伏羲、女娲等成为中华民族口耳相传又见之于典籍的创世神，并且在后世不断地增益下，再加上民间信仰崇拜与风尚习俗的浸润习染，逐渐形成了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的伏羲文化。

总体来说，先秦是伏羲传说的生成时期，秦汉魏晋是伏羲传说的扩充时期，唐宋是伏羲传说的定型时期。先秦典籍如《周易》《左传》《战国策》《国语》《楚辞》《世本》等里面都有关于伏羲的零散记载。秦汉魏晋时期，文献记载中关于伏羲的文化贡献又有增加，除了有记载的始画八卦、发明网罟、设官立部、制琴作乐之外，又有对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等内容的扩充。唐宋以来，在大量史书和类书等文献中都有伏羲事迹的记载，对伏羲的文化创造活动等内容也在前期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如“伏羲化蚕”“伏羲推策作甲子”“古者庖羲立周天历度”“冶金成器，教民炮食”等。司马贞作《史记·补三皇本纪》，其中说伏羲“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养牺牲于庖厨”。^[8]司马贞在前代有关伏羲的文献材料基础上综述、补充，撰成一篇较为完备的史传。至此，伏羲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历史化的过程全部完成。

（二）伏羲文化内涵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具体体现

伏羲文化，是伏羲及其部族在长期与大自然斗争的实践中，为适应自然、维持生存而发明创造的一系列社会生产生活现象的总称。关于伏羲一系列伟大的发明创造，在历代典籍中都有记载，伏羲氏族的文化创造囊括人类劳动生产、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诸如创画八卦、社会治理、婚姻制度、文字创造、农业生产、医学、节气历度、建屋制陶等，都与文明源起息息相关，它们构成了伏羲文化的丰富内涵。结合影响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几个关键因素，本文认为伏羲文化对中华文明起源探讨具有启示意义的创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始画八卦

《易·系辞下传》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9]伏羲时代，首要的问题是解决人类的生存，不可避免地要和自然和谐共处，伏羲创画八卦，正是为了解决人类正确认识自然从而和谐相处的关键问题，这也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先河。唐《艺文类聚·分部》云：“庖羲氏作，始有筮。其后设时，巫咸善筮。”^[10]伏羲始画八卦，创立占筮之法，后经周文王、孔子的发展，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易学文化。在易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伏羲、周文王和孔子被古文献称为“三圣”，伏羲具有肇启之功。对立统一的阴阳八卦思想，构成了中华民族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独特模式，对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创立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中蕴含的和谐大同的辩证思维，更是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网罟佃渔

《易·系辞下传》云：“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9]东晋《抱朴子·对俗篇》云：“太昊师蜘蛛而结网。”^[11]网罟的发明，促进了渔猎经济的发展。据史书记载，伏羲氏是渔猎工具的发明者。网罟的发明，使撒网捕鱼成为可能，极大地改善了人们靠采集自然果实和集体围猎而不敷食用的状况。从甘肃天水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大量的骨针、陶石纺轮、石网坠、陶网坠、骨鱼钩、鱼叉等捕鱼工具看，当时已用网捕鱼，兼用传统的垂钓、投掷、捉捞等方式。从出土的遗物来看，鹿、羚羊等食草动物和一些小形啮齿类动物及河蚌等软体动物，都是他们猎取的对象。伏羲结网佃渔，解决了人类生存延续的食物问题。

3.豢养牺牲

战国《世本》云：“伏羲臣芒氏作罗，芒作网。”^[12]宋《路史后记》又云伏牺氏“豢养牺牲，伏牛乘马”。^[13]随着网捕的推广，伏羲教人们豢养家畜，改善了先民们的饮食结构。这是原始畜牧业的一大革命，也是对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大贡献。从仰韶文化遗址中看，这一时期原始畜牧业确实已成雏形。在仰韶文化遗址中经专家鉴定，家畜主要是猪、狗、牛、羊、鸡。仅大地湾遗址中仰韶文化晚期一灰坑中出土猪骨达10头之多，骨器中也多以猪骨作原料，同时也有少量的羊骨和马骨发现。原始畜牧业的兴起，不仅使先民的生活有了一些保障，还为我国原始畜牧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4.造屋建庐

随着原始锄耕农业的形成，人们开始趋于定居生活。史载，伏羲氏“命大庭氏主屋庐为民居处。”随着原始农业的形成，人们开始趋于半定居或定居生活，在聚落址内大量营建房舍或“因陵丘堀穴而处焉”。屋舍建造的大发展与先民生活居室质量的逐步提高，使原始先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大地湾遗址发现的F901房址被认为是我国最大的原始宫殿，F405房址是我国古代宫殿建筑的雏形，对研究我国阶级社会的形成及我国古代宫殿建筑的起源有着重大意义。

5.推定历度

《春秋内事》云：“伏羲氏分阴阳之数，推列三光，建分八节，以爻应气，凡二十四，消息祸福，以制吉凶。”^[14]伏羲根据气候、温度变化发展的规律，逐步掌握了自然界的一些变化规律，发明了历法指导农业生产，对农牧业生产有着重要影响，对于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农业文明。伏羲作为中国农耕文化的代表，其农业文明的形象具有跨越时代的特殊功能，并且延绵至今，生生不息。^[15]大地湾作为中国旱作农业的起源地，大地湾一期遗址发现了最早的粮食作物粟黍，改变了过去人们对中国农业起源的看法。

6.以龙纪官

《左传·昭公十七年》言：“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16]，《竹书纪年·太昊庖牺氏》说庖牺氏“以龙纪官，立九相六佐治九州”。^[12]说明伏羲时代，将其统治地域分而治之，并任命官员进行社会管理，有了最初的制度文化，为后世治理社会提供了借鉴。此外，闻一多先生认为，伏羲氏族在崛起强大的进程中，兼并融合了其他部族形形色色的图腾形象，形成了现实中不复存在的龙，成为后来中华民族共同崇拜的图腾形象。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距今约7000-5500年的仰韶文化已经出现原始龙纹，如鱼龙、蛇龙、猪龙、鳄龙等，这些早期龙形文化遗存的产生，与自然崇拜密切相关。

7.书契始创

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说伏羲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17]，伏羲发明的刻划符号，是中国文字的雏形。以书契取代了原始的结绳记事方式，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大进步，“我们知道，文字的发明不是某一代或某一个人所能成就的，它们是劳动人民长期努力积累而逐渐形成的，文字的形成即是人类踏入文明时代的开始”。^[18]据考古发现证实，在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和西山坪诸遗址仰韶文化陶器上均发现有彩绘符号和刻画符号，类似这种陶器符号在陕西、青海等地相关遗址中也有发现，并已具有象形、指事、会意等造字功能，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的一种原始形态。

8.始制嫁娶

唐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云：“伏羲氏制嫁娶，以俪皮为礼。”^[17]社会以家庭为单位，婚姻制度的变革，对人类自身的繁衍和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从此，人类知其母也知其父，家庭关系和雏形由此诞生，进而成为人类文明初创的伟大功绩。

9.九针疗疾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云：“伏羲氏画卦……乃尝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19]伏羲氏尝百草，开中国医学之先河；他是中华传统医药学的开创者，而他这一事迹也是后世将伏羲纳入医家祭祀的基础。

除此之外，在史籍中，伏羲还有制琴作乐、制陶器、定姓氏、造干戈、养蚕化布等功绩。总之，在古史传说系统，伏羲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是因为他对于中华文明具有多项开创性贡献，可以说，伏羲传说的传承及其文化创造活动，对于我们重建古史和探究中华文明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研究伏羲时期的物质文化，从中抽绎精神要素，就是探讨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7]，进一步说，讨论伏羲时代的文明成就和伏羲文化的丰富内涵，就是探讨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

三、伏羲文化对揭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意义

中国的古史传说时代，是指夏商周以前的中国早期历史阶段，即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在史籍记载中，这一时期正是中华文明的萌芽时期。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就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提出4点要求:“一是要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我国古代历史还有许多未知领域，考古工作任重道远。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加强考古资源调查和政策需求调研工作，提高考古工作规划水平……。”^[20]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2]会上他还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2]近年来，天水秦安大地湾、张家川圪垯川遗址的发掘揭示了渭河上游地区文明起源、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由夏商周上溯到五帝时代乃至三皇时代的历史，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明已经提到日程。大地湾等遗址发现有距今8000年前的卦符，先民通过观象授时发展农业，中国社会进入早期文明起源的阶段，这是被考古发现所不断证实了的史实。以伏羲文化为代表的古史传说研究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的基础，其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史籍中记载的多项由伏羲氏初创的功绩具有文明源起性质

伏羲是中华民族历代口耳相传并见诸典籍史乘的创世英雄和人文始祖，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先河，是中华文化的原点。史籍记载他确立天文历法；发明网罟，教民渔猎；养六畜以充庖厨；造琴瑟，作音乐等，文明功绩多达14项，远远多于神农炎帝、轩辕黄帝。这些均反映了伏羲在中华文明和文化初创时的贡献，其文化创造的内容几乎包括了远古时代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考古材料、文献记载和民俗资料综合开展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表明，伏羲时代是中国远古时代由母系氏族迈向父系氏族社会，由渔猎畜牧向农耕文明进化，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伏羲事迹与文化创造活动的历史传说，曲折而隐约地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中华先民开创文明和进化发展的种种信息，是我们据之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素材和基本依据。^[21]更为重要的是，伏羲文化所体现出的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包容开放的实践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二）伏羲创世传说的文化影响广泛而深远

任何一个民族的神话与传说，往往折射出这个民族古史的影子。在我国多个地方广泛流传着伏羲、女娲创世的传说，以伏羲文化为代表的中华始祖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根源所在。像各民族神话中出现的伏羲、女娲，有的神话说二者是夫妻，有的神话说是兄妹，有的神话说是姐弟，有的说是母子或父女，在现当代民间采集的神话中还有“伏依”“伏戏”“牛羲”“伏羲兄妹”“伏义兄妹”“伏哥羲妹”“羲哥和羲妹”“苏哥细妹”等各种变体，反映出其流传的广阔时空，表明伏羲在少数民族神话中已经成为共祖。南方少数民族多有关于伏羲、女娲大洪水之后结为夫妻，绵延人类的神话。伏羲、女娲作为人类始祖的传说，尽管在情节上各有特点，但基本结构大同小异。历史学、考古学研究表明，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地区、多源头的远古文明，中国古代文明是相互融合、多源并起的。伏羲传说和信仰在汉族、苗族、彝族、白族等多个民族中的流传，伏羲文化对各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深远影响，这对于我们探讨中华文明起源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三）伏羲时代孕育的文明雏形可能是远古人类用于指导生活实践的具体形态

天水史前遗址众多，天水秦安大地湾、张家川圪垯川等遗址的发掘揭示了渭河上游地区文明起源的复杂化进程，当地丰富的始祖文化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早期人类的发展。20世纪4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天水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共有500余处，其中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有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等遗址，出土有曾居住的房址、储藏物品的窖穴、烧制陶器的窑址以及墓葬等，还有石、骨、陶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18]这些发掘的实物资料在考古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探讨中华文明起源有重要作用。天水境内多处还保留有显亲峡、龙马洞、封姓石等独具特色的伏羲文化遗存，以及葫芦娃与大洪水、伏羲、女娲结亲繁衍人类、伏羲画卦创立文明等民间原生传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学界据此推测，伏羲时代大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即相当于大地湾文化和仰韶文化阶段。但是如果我们深入研究大地湾遗址陶器和浙江桥头遗址陶器就会发现，其器型相近，都有罐、瓶、钵、盆等；且距今七八千年的陶器上面的彩绘是什么工具、什么颜料绘制上去的，依然是一个谜。由此可以推见，那个时代已经有了作坊式生产的技术人员，他们批量生产了这些日常用品，而这些生产技术的应用，正是某种文明达到一定程度的具体实践。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某种文明”极有可能就是伏羲文明的早期形态，在其发源、形成的过程中指导了远古人类的生产生活。由此，伏羲时代可能远远早于大地湾时代。此外，谢端琚先生指出：“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和西山坪遗址中，均发现画有彩绘符号和刻划符号的陶器，这些符号皆刻在钵口沿外侧黑宽带纹上，都是用最简单的横道、竖道或斜线等组成，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的一种原始形态。如果要追溯文字源头的话，陶器符号或就是它的源头，换句话说，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该就在这里”^[18]。

结语

　　20世纪，随着古代文献学、考古学和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很多古史传说被学界重新认识和研究，但无论是应用文献学、考古学还是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对古史传说、上古文化史不再持否定和排斥态度，而是试图通过多学科结合的方法去探索上古文明。我们认识到古史传说的时代是存在的，“中国古代并非混沌一片，历史上流传的古籍也并非完全不可靠，而是需要我们做出仔细的分析、梳理、解释，在此基础上重建古史，探寻历史的真实面貌”^[22]。因此说，结合古史传说是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历史发展研究的必经之路，在此过程中，作为古史传说系统的文明开创者，三皇尤其是伏羲对于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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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玉璞，天水市博物馆馆长、天水市伏羲文化博物馆馆长，文博研究馆员。

原文发表于《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